对华教最高机构——董总——“领导”的信心危机 / 黄祯玉

6月22日，董总主席、行政部首席行政主任双双缺席“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发展基金捐献人及董教总新纪元学院赞助人工作汇报与交流会”，同时该会议没有任何主持人以致现场发言情况混乱一片，这个现象不仅罕见，而且也让我们这些每年定时定候且毫无迟疑地交上赞助金的赞助人，不得不深深地质疑这个所谓的华教最高组织的领导人的工作责任感和对所有赞助人的公信力；他们既然视赞助人为无物、不重视赞助人汇报与交流会，我们也不得不重新思考，是否还应继续“毫不迟疑”地将我们的血汗钱交给这样的领导人。

董教总的领导人究竟何以成为领导人？根据什么来领导？世界上之所以有“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以及在逆境中屹立不倒的独中教育，绝不是上天或政府的恩赐，而是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对母语教育有强韧的信念和集体行动。华教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群众的力量；董教总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民族母语教育支持者的存在；董教总之所以形成一个具领导地位的华教组织，是因为遍布全国、以复数形式存在的母语教育支持者，通过一种默认的“社会契约”赋予她（以及其领导者）领导的“权力”；董教总的业务之所以能够展开，是因为民族母语教育支持者对她表示信任，所以愿意通过各种方式——最直接的就是给予赞助金——给了她运行的资源。换句话说，董教总和董教总领导人的领导，奠基于母语教育“信众”的支持与信任。董教总自创会以来，她和其领导层对母语教育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上不曾受到怀疑；她也向来不负众望，以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反抗执政集团不利于母语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只要董教总在抗争母语教育这一条路上并没有偏离轨道，母语教育的“忠诚信众”基本上也还会继续给予她支持和信任。

然而，社会抗争与华校的教育发展原本就是华教事业一体的两面——如果仅仅抗争，华教组织也许只需要像国内许多其他非政府组织那样，只通过设立一个办事处就已足够，而不需要一千两百多所的华小、六十所独中、几所华社民办学院和广大的赞助人；华教运动也并不仅仅只有社会运动的特性，否则她可能也只需向其他社会运动一样，通过一个特定的日子，号召群众走上街头或向政府机关提呈备忘录、诉求或在媒体上发发文告与声明就已足矣。社会抗争的成果使华教具有了办学的有形或物质条件（法律地位、校园、校舍、师资、经费等等），学校教育持续而稳健的发展则是华教抗争运动合理性的依托——让政府与民众看到母语教育的有效性和适切性（无论是从学生身心的成长、国家多元文化的保护还是国家人才的培养这一角度来看）。学校教育发展与社会抗争运动的形式与内涵不同，它不仅不是短暂的群众行为，而且因为是影响数以万计学生身心和人格发展的大业，更要求负责人用负责、审慎和专业的态度对待。

此外，董教总和其领导人不能忽视的是，华教运动的忠诚支持者，绝不只有扮演董事或理事的出钱者，或通过贡献赞助金的普罗大众；支持华教的方式，也绝不只有出钱。华教体系既有华小、独中和华社民办学院，就意味着这个事业的支持者尚有校长、教师、讲师和来自各个专业领域的学术人员（以下统称“全职教育人员”），他们当中（特别是来自独中和新院的教师）有许多因认同民族母语教育或认同母语教育作为国家民主斗争的一部分而走到了一起，不仅通过贡献金钱（接受待遇相对要低的事实），也通过全职的方式贡献学识（至少大学本科学历）和心力，使华校持续的教育发展得以可能。董教总既作为由华小、独中和华社民办学院组合而成的华教事业的领导者，也意味着她必须为这些学校的持续发展负起领导的责任——即便不是像教育部对公办学校那样具有实质行政权力的领导，也应该是教育发展的专业咨询与协调。当社会抗争与教育发展无法同步甚至失衡、当董教总负责人无法给予学校教育发展方面的专业咨询或进行必要的沟通与协调时，同时又没有及时在教育发展方面加强组织和个人的专业领导素养与协调能力，或广纳教育专业人员的意见时，对董教总的领导产生信心危机、甚至离心的首先必然是学校里的这些全职教育人员。

以董总会员代表大会6月22日通过的9项议案（反对英文教授数理、检讨《2006-2010教育发展大蓝图》、增建华小、捍卫华小董事权问题、解决华小师资不足的问题、废除“全津”和“半津”学校的区分、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尽速重开白小（原校）、批准新纪元和南方学院升格为大学）为例，无可否认，它们是当前华教运动抗争项目名单上的要务，应在重要会议和媒体上不断给予强调和提醒。然而，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第一，这些议案不也出现在和国内许多华社文教组织的大会或文告上？那么，董总作为一个“华教最高领导组织”，她对上述议案的处理（例如其深度与专业性）是不是应该有别于那些文教组织？她如何在上述议案的社会抗争与教育发展这两方面有别于那些文教组织以扮演其领导角色？更重要的是，第二，以上述议案的形式、内容和处理方式看来，董总对于学校教育发展问题的领导，远远不及她在社会抗争方面的表现。例如，关于白小（原校）重开的问题，除了不断呼吁政府重开白小、向社会不断强调白小重开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原校（若）重开其实还涉及现有在庙里上课的孩子们的学习与教育的问题，包括新校与原校的教育理念、课程和教学方法、办学措施如何延续或衔接、如何帮助原校孩子适应新的校园生活等等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讨论未必要呈现在董总会员代表大会的议案上，但起码董总或教总的领导者要能对这些问题有责任意识、与白小（原校）校长教师进行专门与深入的思考，并形成一套说法或计划，在争取白小重开的同时，也能一并向社会展示，也借此让社会了解董教总对于华小教育的所持的教育理念和理想，或也能冲击现有华小教育所存在的种种非教育或反教育（如课程不合理、作业太多、书包太重、校长/教师至上等等）的问题。一所白小的教育发展问题尚且如此，六十所独中的教育发展规划更不用说了。

再以这次的新纪元学院风波为例，以董总主席为首的学院理事会，和以新院院长为首的全职教育人员，两方毫无疑问的都是“华教事业作为一种抗争运动”的认同与支持者；然而，若谈到学院教育发展的处理能力，很明显的，两方出现了极大的差距——前者至今对外的发言始终围绕在学院章程、人事征聘权、学院主管议事权等等技术问题，对于这一所华社民办学院的办学理念和目标、治校方针、未来科系的规划等等都没有一个周详和令人（至少是赞助人）信服的说法或计划，暴露出他们对于高等教育教育发展问题欠缺专业思考和策划的能力。如果他们能善用全职教育人员的专业学识以及全天候在学院工作的实际经验，加上他们对华教事业的热忱，两方力量的结合无疑是最理想的华教事业合作关系。遗憾的是，前者不仅没有看到自身的弱点，他们选择的应对方式——在技术问题上兜圈、缺席赞助人交流会、巡回各地汇报风波，而不是优先回到会议桌上与全职教育人员或招揽学术人员共商学院发展大计——除了让人感觉他们致力于巩固个人的领导权位之外，实在看不出他们解决与面对问题的专业性，也体现不出他们对所有赞助人应有的责任感和公信力。

总的来说，如果董总在华教抗争运动上已失了人心（本月23与24日《东方日报》《名家版》潘永强所著文章《人心散了，精神就不在》有精辟的见解），在学校（无论是华小、独中还是新纪元学院）教育发展的专业性又无法（或无能？）赶上学校的发展需要和取得全职教育人员的信服，如今，个别领导人的工作责任感和公信力又令人质疑，那么，董总和其所谓的领导者还将以什么和如何“领导”华教事业？

（24/6/2008）